如果一个国家不搞真正的民主选举，而是搞一套假选举，假民主去欺骗人民愚弄百姓，那么，这样的选举还有什么积极意义？什么反腐倡廉加强监督等，岂不完全成了纸上谈兵痴人说梦。
原来，偷拍是为了说明所谓 损伤的假象，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难道王树红的身体伤势还不够重吗？由司法机关专门作出的 7级伤残的鉴定不是已经作出了权威的结论吗？三年前，他体格健壮，随便就能抗起一百多斤的东西，是家里的头号劳动力。那些打人的干警是见过监狱的，坐牢不是出门旅行，更不是度假，何况这位王树红还是一个被错判、错关者，心里的委屈和创伤不会比生理上的摧残更轻。
在没有沉默权的法治体系下，刑讯逼供本身就是不把人当人看，而刑讯致残就更加情节恶劣。进入 高一飞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制 。这段场景是偷拍的，我们的目的是揭开王树红表演的内幕，希望媒体和法院不要被他制造的假象迷惑。看上去就像一个憔悴的小老头。生命无价、自由无价，在我国国家赔偿中没有精神损害赔偿，他只能得到每天相当于本地区上一年度日平均工资的安抚性补偿。
对样一个不幸的人的同情，只能说明社会良知末泯。这位家属说：他始终是在演戏，目的是骗取大家的同情。就是这么一位已经在领导岗位上平步青云的人，实际上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疯狂地掠夺其他自愿的或者不自愿的人的学术成果的人，居然还敢说 在我的思想深处，一直有一种错误认识：一定不要沾公家一分钱，只要不拿国家的钱就没事，而且朋友之间的事，别人怎么会知道呢？殊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怎能不出事呢？。
但现在他所取得的学术成绩和学术地位，显然已经超过了一个正常人所为。在此期间，他取得了研究员职称，并成为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大学和凉山西昌学院的兼职教授。要不然，广大从事学术、技术、教育、新闻、文化等事业的人们就必然遭受不公正、不平等的待遇，这本身就是社会不正义的表现，是社会不文明的一种。难道他有分身之术？至于科研项目，现在申请项目非常困难，一年申请成功并完成3.4个科研项目对一般人来说，必须付出全部的精力。
二是利用职权申报科研项目，自己只是起到一个挂名的领导作用。从高勇的案件，我们不仅看到了钱权交易的问题，也看到：不合理的学术规范、学术体制、职称评审体制、出版垄断体制不得不进行改革了。
一般的人可能难以理解，政治上这么顺利，何必还要去在学术界不正当地去挤占资源呢，这对大多数又从事学问、又权为民所用的正直官员可能如此，但对于有些人来说，权力可以轻而易举猎取学术资源，而利用学术资源拉帮结派、整合政治资源，何乐而不为呢？因为纯粹学者奋斗一辈子才能得到的学术地位，滥用权力者垂手可得，权与学结合是大有可为的。而且在科研资源有限的开发部下，要申请成功这么多项目也难以想象：我想，在这么大的中国，即使是院士和著名学者，一生中能申请成功、完成44个项目的又有几个。那么，真是因为他是学术超人吗？不是。学术上这么贪婪，面对金钱的诱惑，还会有什么错误认识吗？一个早已熟谙人情世故，摸透了政界行情和学界行情，时时利用国家给的权利待价而沽的政界败类、学术流氓，还在这里为了减轻罪责、获取不了解内情的人们的同情而去捏造一个虚假的所谓思想深处，可以说是厚颜无耻。
就他的科研工作量来看，大学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如果能达到这个工作量，恐怕每天工作12小时也难以完成。，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单纯、讲义气、道德高尚的人。而且在结果上也会妨碍科学技术的发展、精神文明的建设，从而阻碍整个社会的进步。我喜欢同他们交往，喜欢和他们一起喝茶、吃饭、聊天，业余生活也十分丰富。
我想正是因为高勇位居要职，利用了这种不合理的学术体制，一张条子、一个电话就解决了项目申请问题，才成功获得了44个科研项目第三，要公开不要秘密。
第五，运动所对待者，为外界袭来的或内部积久养成的各种不正当之压力。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曾发生过一次罕见的内政的国动，但是由于国人普遍缺乏必要的习惯和技能，而丧失了大好的历史机会。
梁启超指出：这种运动，在人类政治生活上有什么意义呢，依我想，最重要的有三件。但是，理想的国动只存在于书本上，现实中的国动从来都是有缺陷、有瑕疵的，甚至与正确的方向有着几十度的偏角。以后我们若不打算做国动便罢，若还打算做，决然应该把方向转变，从外交方面移到内政方面。……要养成互助协作的习惯和技能，断不是靠口头提倡所能办到，总须找些机会，常常作实地练习。第四，运动之动机，为对于现在政治感不满足。第十，不要问目前的成败。
大学里和IT业的青年骄子，根本不会想到上千万向日本出口农产品的农民和几百万日资企业中的打工妹、打工崽的切身利益。能够向日本政府施压的是日本人民，中国人如果想要越过日本人民，直接向日本政府施压，甚至以威胁在华日本人和日本企业利益的方式向日本政府施压，起到的更可能是反面效果。
前者如慈禧插手的后期义和团运动，袁克定之流炮制的拥护帝制市民游行，五六十年代反帝反修的一系列百万人集会游行，以及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历史上颇有一些群众运动是反对公民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运动，譬如说二十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三十年代的抵制日货运动。
民主派的抉择也应当是类似的：参与进去，才能有助于遏制其消极因素，发挥其积极因素，并推动方向的转变。第八，运动主体要多方面。
在人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戏论。内政问题，任提何件，都是和目前盗国殃民炙手可热的人短兵相接，危险程度甚大，稍微计较一下瞻顾一下，便不肯上前了。号召抵制日货的人常常想到的只是手机、数字照相机、化妆品之类的，而忘了大宗的化肥、钢材、机械。第三，使多数人养成协同动作之观念及技能。
第五，问题要大要普遍。这纯属是针对本国人民和反对公民自由的反动愚蠢之举，只会让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笑掉大牙。
但是，国民政治运动首先还是要论成败的，成功的国动是要能够争得某种应得而未得的权利或处分应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将所要求之事项在宪法上或法律上（对外则条约上）发生效力。第三，运动之标帜，必为全体的或部分的公共利害事项。
他提出了真政治运动（国动）的七项特征：第一，运动主体，必为一般市民。一个举措是反对日本入常的千万人大签名。
小说和电影《林家铺子》反映了小商人在当年抵制日货运动中的种种苦楚，今天，已经开始有一些日本轿车的车主品尝到类似的痛苦了。第二，即便是围绕外交问题的国动，也应当含较多督责政府的意味，否则，在人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戏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作秀。尽管近期发生的群众性反日示威游行的背景比较暧昧，不乏政府试图加以利用的种种痕迹，但仍然可以将其列入国动之列，是五四运动的后继者。资格养成，什么事干不了，所以国动只有成功，没有失败。
从网上登载的上海416游行的两个游行通知（《关于在我市组织群众反日游行的实施细则》和《上海地区抗议日本右翼活动的详细说明书》）——里面的一些口号是我们不赞成的——中不难发现，只要是真正的国动，就能够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提高技能，就能够促进警民之间、执政党与反对派之间的良性互动，就能够起到逐渐地养成公民和养成政治家的作用。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
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群众运动，可以分为两类：政府运动和国动。……信得过这种种事业有‘可能性，自然政治生命常带活气。
国动的价值，在政治本身是可限量的，在国民教育上是无可限量的。另一个举措是号召抵制日货。
